探尋『牡丹事件』活動 會員聯誼活動

 

活動日期:99年05月02日(星期天)AM 06:30 ~ PM 09:30

活動地點:屏東縣牡丹鄉

活動行程:光復校區(出發)→射寮→龜山島→牡丹社事件登陸紀念碑→保力〈楊友旺宅第〉→
        車程福安宮〈午餐〉→統埔〈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〉→石門古戰場→
        港仔沙漠〈八瑤灣〉四林格石板屋→滿洲→恆春→林園〈晚餐〉→台南。

集合時間:AM 06:20 ,出發時間:AM 06:30準時,逾時不候。

集合地點:成大光復校區小東路校門口。

人 數:40名。

費 用:會員:700元;非會員:750元(含車資、保險、礦泉水、晚餐。)午餐自備。


報名截止日期:99年04月20日或額滿為止。

報名方式:
 a. 電話: 06-2746666 轉1600(校友會總幹事郭珠);傳真 06 - 2743456
 b. 通訊: 寄 台南郵政 7-31 號信箱 台南市國立空中大學校友會 收

注意事項:
 a. 報名時請告知: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統編、電話。
 b. 參加活動者,請攜帶身分證件(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駛執照)。
 c. 自備防曬衣物、雨具,請穿運動鞋

行程簡介:4月11日(星期日) 19:00 ~ 21:00,空大台南中心視訊 A 教室。
        黃晉芳校友:講解台灣牡丹事件真相。
        費用全免,歡迎蒞臨參加。

報名表:下載

 

 

牡丹社事件

文 取自於『維基百科』

 

背景

  1. 琉球漂流民被殺害

       1871年10 月18日,宮古島官員剛結束在琉球國的朝貢,欲返回時,有一艘宮古島船山原號卻發生船難。
    3人溺斃,倖存的66人到達台灣的今台東滿洲鄉到八瑤灣一帶。幾天後遇上高士佛社的原住民,54人慘遭,其餘
   12人在漢人楊友旺、楊阿才的幫助下被送到了台灣府。再由清朝護送回福州琉球館,隔年(1872年6月2日[1])
   才返回那霸。事後琉球當局因被薩摩藩管控, 無法獨立行使主權,又因薩摩藩已在廢藩置縣中被廢除,便轉述
   日本明治政府。

  2. 日本政府的行動

       了解慘案的經過後,日本政府隨即向清朝表明,而清朝宣稱原住民番界乃「化外之地」,不做積極處理。
    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提議出兵台灣,內閣則未有共識,最後在大臣岩倉具視的干預下,1873年10 月25日
    副島種臣、西鄉隆盛等征韓派官員下台,內治派上台,出兵台灣的事情暫停。

 

出兵台灣

       了日本政府決定出兵台灣後,先任用李仙得為隨軍顧問,另任用三名美國人,並租用約克夏號(Yorkshire)
    、紐約號〔New York〕。後來遭到英國公使反對,警告日本政府不得出兵。原先同意的美國公使平安也阻礙日本
    的出兵行動。日本政府購船七艘,租用有功丸〔Yuko Maru〕代替那兩艘外國船艦,李仙得放棄出征,留在日本
    處理反對聲浪。雖然日內閣決議停止出兵,但西鄉隆盛等人仍強制出發前往廈門。1874年5 月5日日軍離開廈門,
     6日登陸台灣琅喬灣。

 

 

牡丹社事件

文 取自於『台灣大百科全書』

 

       日本以船難為藉口出兵攻打臺灣的事件。又稱臺灣事件。1871年(同治10年)11月,琉球國船隻在海上遇風漂流
    至牡丹社(今屏東縣牡丹鄉)海岸登陸,其中54人被牡丹社原住民殺害,12人被送回琉球。1872年3月,日本小田縣
    (今岡山縣)縣民亦遭風被難,船隻飄至卑南的馬武窟(今臺東縣東河鄉),被原住民殺害4人。1873年6月,日本派
    遣外務卿副島種臣,至北京交遞條約,並向清廷別議臺灣原住民之事,未獲總理衙門積極處理。日本以清廷認為臺灣番
    界以東為「化外」的理由,別置蕃地事務局於長崎,準備出兵臺灣。圖謀出兵的舉動,在日本引起不小爭議,代理內務
    卿木戶孝允即表示反對。但在蕃地事務都督、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堅持下,日軍不顧一切向臺灣出兵。

       1874年5月,日軍在射寮(今屏東縣車城鄉)登陸,清廷毫無所悉,在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(Thomas Wade)告
    知總理衙門,才獲得訊息。日軍在恆春整軍後,一面攻擊車城、枋山、獅子的原住民部落,一面前往滿州原住民部落招
    撫。清廷原擬以海難糾紛來解決,之後了解日軍對臺灣有佔領之意,急忙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,於6月中
    趕赴臺灣,積極部署防務,並與日軍進行交涉。

       在沈葆楨的調度下,淮軍、臺灣土勇營向臺灣南部集結,日軍察覺有異,也擬訂進攻臺灣府城(今臺南市)的計畫。
    雙方劍拔弩張,最後透過外交折衝與協商而化解。10月,清廷與日本締結「北京專約」,清廷賠償日方50萬兩,日軍撤
    出臺灣,事件落幕。經此事件,清廷鑒於臺灣地位之重要,一改消極治臺之政策,開始積極經營臺灣。